容庚与东莞

　　容庚成长于书香门第，自幼受家学熏陶，少年时和弟弟们跟随舅父邓尔雅学习篆书和刻印。邓尔雅是岭南篆刻名家，他认为学篆刻的人若无文字学功底，便难有成就，于是有意引导容庚兄弟学习古文字。

　　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容庚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发现相关工具书不多，于是容庚决定编写《金文编》。那一年，他22岁，刚从东莞中学毕业。这个想法得到舅父的鼓励和支持，后来邓尔雅专门为容庚刻印“有饭蔬衣练，穷遐方绝域，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”，激励他将研究古文字作为终生志向。

　　此后整整六年，容庚潜心研究，日夜摹写铭文，注明每字来源，编选名家考释，终于写成四册稿本。

　　1922年夏，容庚北上求学，途经天津时携《金文编》稿本拜访学界“大咖”、中国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罗振玉。罗振玉多次翻看稿本，对容庚十分赏识，向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马衡写信推荐。因《金文编》体例严谨、材料丰富，马衡决定免试破格录取容庚为国学门第二期研究生。

　　入读国学门后，容庚获得更多名师指点和研究资料，不断修正充实《金文编》。1925年春，《金文编》写成。胡适将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但当时研究金文的人较少且影印费用昂贵，商务印书馆决定不予出版。当年夏天，罗振玉得知消息后施以援手，出资石印几百本，署“贻安堂印行”。

　　《金文编》初版共有六个序言，是各个版本中最多的，除容庚自序外，分别有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马衡、邓尔雅、沈兼士五位导师的序言“加持”，数篇序言呈现了其深厚的学术渊源。

　　罗振玉对容庚期望颇高，在序言中写道：“容君年尚少，山川之宝又日出不穷，候之一二十年，必且又有增益可知也。”王国维对《金文编》的评价也很高，认为比《说文古籀补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在序言中写道：“东莞容君希白出所著《金文编》相示，其书祖述中丞（吴大澂），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，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。”

　　1926年容庚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，被编入古铜器鉴定小组，成为最年轻的鉴定委员，其研究领域逐渐由古文字扩展至古器物。他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，先后编成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等著作，并完成了一部考古学力作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被誉为“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”。

活动聚焦

学术大家容庚的多面人生

《金文编》与容庚的璀璨学术人生

作品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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